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，侠的人格已沦为古代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渴盼和敬慕的偶象。只不过所谓英雄豪杰义士的强者，是弱者文化孕育出出来的精灵，而由小说家提高、变形、彩绘的结果。因而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有许多差异，士人与市人侠的观念也不尽相同，各自从有所不同层面从侠的世界中谋求支撑点，取得心理均衡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着有所不同的轨迹和性格形态。一、古代游侠意识与侠的形态中国武侠阶层的月经常出现，约在春秋、战国之交，从平民分化出有类似的阶层“士”，而士之中，文者为儒，武者为侠，当作武士之后又当作国士（国中战斗之士），当作统治者的精兵。
然而，王室衰落，政归诸侯，地方政权及政治上权贵世家的政治力量急遽收缩，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“天下共计主”的地位早就名存实亡，国士与国君的相同关系再次发生了挽回，构成了“邦有为递，士有为主”[1]（卷十一，《周末风俗》，p.304）、“士之失位”[2]（《滕文公下》）的局面。于是国士可以权利流动，沦为游侠的主要成员。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蓬勃发展与炽盛，为侠的产生与发展获取了活动场所，增进了侠的发展。
齐国的孟尝君田文、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、赵国的平原君赵胜、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多达千人以上，其中文武兼备。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，构成了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认为的“养士游侠私剑之科”的现象。此时所谓的侠，似乎已沦为一支独立国家的社会力量，经常出现在政治舞台上。
不过，粗按司马迁《史记》的《游侠史记》、《刺客列传》，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：游侠、刺客，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。毫无疑问，司马迁尤其揄扬名门于闾巷、布衣的游侠，故深叹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反物质不知，余甚怨之”而专立《游侠史记》，总结明确提出游侠的精神特征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告发於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人其躯，回国士之厄受困，既已安危死生焉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垫亦有足多者焉。”所谓“告发正义”，即不考虑到封建制度法纪和世俗约束，同韩非子说道的“以武犯禁”系同一种了解。
然韩非子以法家观点言侠，把侠的不道德置放公义与私义两个矛盾范畴加以仔细观察。贤公义与私义之辨，以“公义”即君权当作最低的价值辨别，在《五蠹》、《八奸》、《问辩》中，大大斥张扬个性和独立性的侠客之义为“私义”、“小义”、“小德”，侠者只行“小义”而坚决“大义”，没区分侠的品类及行为准则，凡以武犯禁皆为“行剑攻打暴激之民也……当杀之民也”[3](p.948)，统统打压。
而司马迁并不因侠的私义而丑化其人格价值和精神内涵，他不仅界定了侠德侠义的内容，而且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价值观念，与诸子提倡之仁义互为三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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